|徐苑

这个案子的过程很耐人寻味。首先,因为三人不断举报陶瓷企业与他们签订协议给予三人一次性赔偿12万元,条件是“三人不能再以任何理由追究或向有关部门举报污染问题。”随着污染的继续,他们用来继续请愿的工具被当地环保局取代,抱怨环保局“没有遵守法律来掩盖和隐瞒污染企业”。企业又和他们签订了赔偿协议,但这一次,在没有拿到全部赔偿金之前,有三个人被公安抓了起来,成了从受害者身上敲诈勒索的罪犯。

陶瓷企业参与

一般来说,认定“非法占有”有两个依据:一是看请求权是否有客观事实证据,即请求权是以自己的权利受到实际损害为根据,而不是以虚构的事实进行敲诈勒索;第二,要看索赔是否有执法依据,即索赔人提出的索赔项目和金额是否合理合理,并不是漫天要价。

三人前后两次所作的主张,可能给人以敲诈勒索的假象,但说他们犯了敲诈勒索罪,未免牵强。根据刑法中的定义,“敲诈勒索”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通过威胁或者胁迫被害人,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。如果三人连续举报行为客观上使企业产生恐惧,害怕“威胁勒索”的嫌疑,一时难以分辨清楚,那么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”一项就足以判断三人的行为性质。

把这个成分和这个案例结合起来,不难发现,三位村民的诉求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行为,即希望企业停止污染,并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失进行索赔。就赔偿金额而言,三位村民并没有要求明显高于损失的赔偿;没有无中生有的捏造或夸大其词让企业难堪,也没有“非法侵占他人财产”的主观故意。如果企业对村民违反协议继续上访为自己制造贫困不满,可以解除协议,请求法院责令村民返还赔偿金。为什么要上升到刑事责任领域?

格莱美媒体报道,河南南阳某陶瓷企业因多年废气废水排放不合格,空气刺鼻,无地,严重污染周边农村。村民徐莉和其他三人不断向环保部门报告,但他们没有解决反映的污染问题,而是等待一份关于敲诈勒索罪的书面报告。三个人对他们的不满提出了上诉。两次败诉,现发回重审。

2015年,徐莉等三人与陶瓷企业在管委会签署协议

毫无疑问,村民的上访行为触动了相关部门的敏感神经,不是因为他们瞎编,故意惹事,而是因为他们说的是真的。其实,如果当地环保局真的有所作为,即使村民心怀不轨,又怎么会有“敲诈”的余地呢?从外表上看,似乎环保局该做的一切都经过了检验,开出了罚单,一条一条的下达了整改措施。但奇怪的是,过了几年,整改效果很小,企业一边补偿村民一边继续生产污染。

退一步说,村民请愿或投诉环保局思想不纯,并不违法。只要他们的行为有正当的权利基础,只要他们的上访请求公正合理,公权力就应该依法执法得到满足,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然而,现实情况是,村民对环保局不作为的投诉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惩罚,反而成为证据

如果不是因为无休止的污染,无休止的生存状况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,村民们也就不用一遍又一遍地举报了。如果环保部门的羁绊能够通过肉搏战发挥效力,而不是流于形式、散漫、不真实,村民在获得赔偿后就不必继续维权。只要污染一天不解决,家还在被侵犯,维权的兴奋不会停止,他们和企业的利益博弈还会继续上演。村民作为弱势群体,必须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。如果环保部门不关心,他们会向上级或部门求助。如果这样一种正常的求权救助行为,也应该贴上“敲诈勒索”的标签;如果政府部门和企业的统战频繁受到执法手段的攻击,那么谁还敢环保维权?侵权者不是更肆无忌惮吗?

有些地方为了给经济让路,习惯性地牺牲环保,为非法企业打开获利的大门,连正常的维权渠道都要堵死。表面上看是为了地方经济增长,实际上是地方长期稳定的定时炸弹。即使所有维权的道路都被堵死,民怨也不会无缘无故消失,局面造成的巨大破坏也不会凭空抹去。与其将来收拾烂摊子,何不从现在开始正视民众的正当诉求,尽早制止污染,查查羁绊背后的诡计,以免进一步伤害。